在5月24日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与会专家指出，针对有效需求不足，政策核心还是要落脚到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上。他们还强调，投资和消费并无矛盾且高度相关，政策应对上也不应刻意两分化，而是要协同发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就消费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基尼系数太高，接近0.5。“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地降低收入分配的差距，这样自然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通常介于0-1之间，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反之亦然。近三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在0.47左右。

余永定说，短期而言，发钱、发消费券可以让收入暂时得以增加，对消费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作用到底多大以及能否持久，值得怀疑。长期来看，社保体系改革可以有所作为，一方面应该提高城乡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减少城乡养老保险的差距；另一方面增加社保覆盖面，同时提高发放标准，这既是减少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最终也能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从城市化角度出发，提出通过推动市民化来拉平收入分配差距。他说，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了农村家庭的迁徙，农民在社会层面的流动困难，导致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平等，进而影响收入分配差距。

他建议，要利用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家庭迁徙和市民化，扩大政府投资和消费空间，让投资和消费形成合力，落到人的需求上。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进一步提出，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提高中央支出占比，以增强宏观调控信心。同时要优化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增加“对人的投资”、消费、农民工和城市化等角度的考核指标。

与会专家还表示，在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应对上，投资和消费是相互依存的，不应刻意两分化，而是要协同发力。

余永定认为，学术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时候，消费都不是一个自变量和解释变量。”他说，“我们可以讨论，是资本驱动还是劳动力驱动，还是技术进步驱动……等不同的增长方式，但绝对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理论。”

他补充说，近年来消费驱动增长说的出现，主要源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劳伦斯·萨默斯的“错误的提法”，声称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不能为继”，但我们所讨论的消费和投资指的是宏观经济调控方式，而非长期增长模式。

余永定强调，从长期来看，消费和投资并无矛盾，二者是高度相关的。“两者关系是现在多消费还是未来多消费的选择问题。”他说，大量的计量经济分析也表明，从长期看消费和投资是高度相关的，没有投资、没有增长，也就没有消费。

刘尚希也表示，投资和消费是一体两面。短期看，二者都是需求；长期看，投资形成物质资本，消费可转化为人力资本，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比物质资本积累更重要，二者要协同发挥作用。“把这个关系理顺，比简单地争执到底投资重要还是消费重要，政府的政策着力点重点放在投资上还是放在消费上要更有意义。 ”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秦聪强调，不应因2008年4万亿投资计划的遗留问题而否定投资，但与此同时，过高的投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带来的错配，导致投资效率下降，消费不足又限制了市场需求，进一步影响到投资效益。

余永定承认存在投资浪费和重复建设的问题，他建议在审批基础设施项目时，要把202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禁止类项目清单作为重要标准。与此同时，他强调，基础设施投资仍有空间，且有补足有效需求不足的作用。

他和秦聪都认为，中美经贸问题凸显出周边“朋友圈”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性，可以考虑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沿着河西走廊向中亚进一步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乡村振兴、补短板和新基建也是值得进一步投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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